《雍正王朝》改编自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剧的一座丰碑，这部剧表现上讲述的是改革之道、官场斗争，实则描绘了一幅众生皆苦的画卷。孤家寡人的君王苦，犯言直谏的直臣苦，在夺嫡之争中落败的阿哥贝勒们苦，年复一年忍受压迫的百姓更苦。康乾盛世号称盛世，却依然避免不了黄河两岸饿殍千里，底层平民流落他乡，而该剧最着力塑造的雍正皇帝，哪怕倾注了所有心血，最后也落得个“他们不理解我”的嗟叹。人间万苦，孰能避免，在刘欢慷慨的歌声下，是《雍正王朝》悲凉的底色。

《雍正王朝》剧照

扭转雍正风评的历史剧

“为什么......他们都不理解我？”

1999年1月3日，历史政治剧《雍正王朝》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成为堪比四大名著改编电视剧的经典作品，一位勤劳国事却饱受误解的改革者形象脱颖而出，雍正皇帝在民间的形象，也因此剧而大大改观。如今，作为历史剧的扛鼎之作，很少人再去质疑《雍正王朝》的制作水准，但在刚播出的时候，它却顶着巨大争议。

上世纪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对清朝皇帝的整体评价远不如今天，尤其是雍正皇帝。新文化运动以来，雍正皇帝的风评迅速下降，大量民间读物将他塑造为得位不正、残忍狠毒的暴君形象，一直影响到八十年代。樊树志在《论清世宗》中提及1980年版《辞海》的“清世宗”条，讲到雍正帝历史的要点：

（一）“以阴谋取得帝位”；（二）“以高压手段对付与争位有关的诸弟”，害死允禩、允禟；（三）“康熙的亲信多遭贬斥；”（四）杀戳隆科多、年羹尧；（五）改变康熙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笼络政策，屡兴文字狱；（六）“用藩邸亲信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七）建立军机处，取消诸王对下五旗军队的统帅权，加强君主专制；（八）实行摊丁入亩政策；（九）推行改土归流措施；（十）平定清海和硕特部贵族叛乱，镇压准噶尔贵族骚扰；（十一）与俄国订立布连斯奇条约的恰克图条约。

《辞海》的归纳侧重于对雍正的道德评价，忽略它的许多改革措施，颇能代表时人对雍正皇帝的看法。

1980年代，《清史列传》《清史稿》《清实录》《清会典》等重要史书出版，学术界的清史研究蔚然一新，直接影响到对雍正的评价。而《雍正王朝》的播出，成为扭转雍正口碑的关键节点，如果说在九十年代，对雍正的评判还存在巨大争议，那么从1999年开始，雍正作为“改革明君”的形象已深入广大国人心中。

“数英雄，论成败，古今谁能说明白。千秋功罪任评说，海雨天风独往来......”

1999年，伴随着刘欢爽朗的歌声、唐国强戴红顶穿黄袍的横身而出，电视剧《雍正王朝》横空出世。这部原本有56集的历史剧，最后在胡玫的主张下剪到了44集。

当它在央视一套播出时，很多观众大吃一惊，它的尺度之惊人、问题意识之准确，令人眼前一亮。其实，《雍正王朝》能播出，得亏了天时地利人和。1995年，央视一套开始实施电视剧“精品工程”——花重金购买地方优秀电视剧，收购价格从2万一集提到8万一集。当时，央视看中了胡玫的《雍正王朝》，为了购入此剧，一举花费了2600万的价格。当时的2600万元，购买力远比今天的一亿元要强。前央视台长杨伟光回忆过：“当我决定买下《雍正王朝》时，对于能不能播以及适不适合“此时”播还有些拿捏不准。我决定先送中央领导审看，如果他们说好，那我们就播；如果他们说不行，那只能当这2600万打了水漂......”好在几位中央领导的办公室也打来电话，肯定了这部剧。《雍正王朝》就此渡过政治关，于1999年元旦正式播出。

有赞扬也有争议

为了拍摄这部剧，胡玫付出许多。她是顶着压力上来的，当初制片人从十几位候选中定她的时候，有人啪地摔了电话，说：“让一个女的来导演这部戏，简直是胡闹。”而据演员焦晃回忆：“胡玫拍戏，拍得脸都发绿了，她确实很辛苦。”据胡玫的自述，“1997年春节，刘文武找到她作为导演候选人之一的时候，她开始翻阅《雍正皇帝》原作，她没想到这部书给她带来了强烈的震撼，经历了一次精神洗礼。随着对原作解读的深入，胡玫把整部戏前半段定为“夺嫡篇”，后半段定为“治国篇”。”后来，胡玫邀请张黎做总策划、总制片刘文武、编剧刘和平、摄影池小宁、美术秦多，《雍正王朝》就此紧锣密鼓地开拍。这部剧的创作阵容令人惊叹，导演有胡玫，编剧有刘和平，演员有焦晃、唐国强等，他们恰逢一个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所有这些元素聚积，才有了中国历史剧的黄金时期。

《雍正王朝》不但刻画一个明君形象，而且将历史政治作为内容核心，为“什么是历史剧、怎样拍历史剧”确立了新的思路。简而言之，历史剧的核心是政治，决定一部历史剧高度的，是它对政治的眼光和思索。优秀历史剧必然有深刻的政治思考，敢于对政治中的人事关系抽丝剥茧，理清特定时代的阶层关系、时势人心，从胡玫的《雍正王朝》《汉武大帝》，再到张黎、刘和平的《大明王朝》《走向共和》，莫不如此。

《雍正王朝》之前的“历史剧”其实更像古装剧、造型剧，考究是考究了，却不敢对政治问题深入呈现，或是隔靴搔痒，或是暧昧不明，这与环境的压力有关，也和创作者对历史的认知有关。甚至，历史剧创作者长期纠结于“历史还原度”问题，认为照着史书拍才是好的历史剧，这是本末倒置，历史剧作为艺术作品，应以还原历史精神为宗旨，而非重复史料。否则，戏剧的创作会被压制，历史剧的发展容易僵化。

同时，历史剧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帝王思维”，一部大历史被简化为皇帝建功立业的历史，皇帝成为历史的主角，民众臣服于此，而在进步史观和成王败寇思维的影响下，历史人物被切分为正面与负面，好皇帝光芒万丈，坏臣子不得好死。即便是《雍正王朝》也没有完全走出这个逻辑，但它对雍正乃至各势力团体人物的塑造，却是摆脱脸谱的。改革急先锋雍正有他刻薄、狠毒的一面，八阿哥虽是党争失败之人，却也有识人之明。而李卫、邬思道、田文镜、年羹尧、隆科多、十四阿哥等人，亦各有各的多样性。《雍正王朝》真正的缺憾在于对女性角色的刻画，乔引娣等女性形象完全沦为帝王的附庸，活脱脱古代帝王故事话本里的女性翻版，而女性形象单薄一直是刘和平剧本的硬伤。

《雍正王朝》引得一批人击节叫好，也激起巨大争议。一些人以为《雍正王朝》在讴歌清朝，为暴君翻案。其实，该剧对封建王朝是一个绝大的反讽。拼命如雍正，呕心沥血、励精图治，却换来骂名滚滚来，可见封建王朝的结构性症结多么严重。刘和平擅用反讽，体现于《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中——雍正越呕心沥血，越反衬清王朝的腐朽；同理，嘉靖越大智近妖，越说明明王朝的黑暗。漫漫长夜，才希望圣光普照，沉疴遍地，方有非人政治。

《雍正王朝》剧照

阴阳调和、虚实相生之道

《雍正王朝》对台词的讲究精确到一字一词上，这不只是原作者的功劳，也不是编剧一人之力，全赖整个剧组的文化水平。李保田说：“演员最后拼的是文化。”诚哉斯言。试举一例。剧中第一集，黄河水灾，多地无粮，阴森森，惨凄凄，朝堂之上，四阿哥胤禛禀报清查户部的结果，无粮可拨无款可派，焦晃饰演的老年康熙帝听完，目露凶光，面有苦色，继而仰望虚空道：“这些年玄烨把国事交给太子......还有你们这些阿哥们协同办理，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俄而停顿，拉高语调，“我们还谁也不知道！”

这段话看似和一般的皇帝斥语无异，但注意焦晃的动作和用词。在说话时，他用的是“玄烨”，即他自己的名字，而不是“朕”。一词之差，这句话从外往内收，从天子自上而下训斥臣子变成天子向上天自我忏悔。这是焦晃的自我修改，刘和平在剧本里写的是：“康熙拿着清单的手已禁不住微微颤抖，声调也失去了平时的从容清朗：‘这几年朕把国事交给太子和你们阿哥协同管理，想不到会弄成这个样子……’”而在二月河的原著里，则压根没有这段话。康熙在大殿上的话，不仅是自我忏悔，也在暗示王公大臣，你我不只是欺君，还在欺骗上天。在古代，欺天者，天子可“代天行罚”。焦晃这一改，如神来之笔，一下子拉高了这部剧的格局，呼应中国政治历史重要的天道传统，为《雍正王朝》定了基调。

焦晃在《雍正王朝》里的表演，可以载入中国电视剧史。他使老年康熙一角饱满起来。他不只是生杀予夺的皇帝，还是满族的最高领袖、大家庭的父亲，他曾“指挥楚汉如旋蓬”，如今“百年盛世不足喜”。摆在他眼前的，不只是丰功伟业，还有沉疴遍地，焦晃准确地把握住皇帝的神态和肢体语言，他站在大殿之上，仿佛他就是康熙，没有半分虚假。《大明王朝1566》中，杨金水说：“真正的贵人换衣服，是不愿意让人家一眼看出来的，可仔细看了才知道，一天之内换了四套衣服。那才是贵人。”似焦晃的表演，就如“贵人换衣服”，大巧若拙、微入纤毫。

在演员的不俗表演的基础上，《雍正王朝》有意探讨中国政治的阴阳调和、虚实相生之道。康熙就是片中最善于此道的君主。第三集开始，康熙受赈灾一事刺激，决心派人追查户部欠款。户部欠款人数众多，不但有老臣达官，还有显赫的阿哥们，谁去都会得罪人。康熙决定派铁面王胤禛追查，当胤禛使出雷霆手段，众人退无可退，集体向康熙求情，康熙从大内拿出“体己钱”，替功臣们还债。这件事，表面看是四阿哥的失败，其实，康熙一开始就知道欠款无法全部追回，但他通过此事，一来给四阿哥立威，二来为自己聚拢人望，三也为将来的改革埋下铺垫，可谓一举三得。

另一个例子是康熙对十三阿哥的处置。他将十三阿哥关入宗人府八年，并不是要惩治他，而是保护他和继续观察四阿哥。在太子被废后，局势已逐渐变为四阿哥、八阿哥、十四阿哥三人相争。乍看之下，八阿哥大有希望，佟国维等人甚至集体推荐他，其实他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他是“辛者库贱妇所生”，又好博贤名，且诱审肖国兴、利用十四阿哥模仿的手迹陷害太子，这一件件加起来，让康熙绝无可能欣赏八阿哥。但对四阿哥和十四阿哥，他还是犹豫的。康熙尤其重视四阿哥，只有四阿哥适合扛起改革大业，但他担心四阿哥陷入党争。四阿哥和十三阿哥是好刀，好东西，不如先藏会。康熙考虑到局势的复杂，索性借个名头关了他。既是保护他，也是免得未来八爷党以他做文章，引祸四阿哥。此举看似打压，实为厚爱。康熙要四阿哥去做真正的孤臣。

苏轼说：“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之，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刚柔并济、阴阳调和。天下方能大定。《雍正王朝》里康熙的做法，乃至《大明王朝》中嘉靖对海瑞的“明杀实宥”，都是对这段话的演绎。

《雍正王朝》并非在一心为帝王唱颂歌，而是要追溯中国政治的传统。它大胆地跳出历史剧传统中的“士大夫视角”，将历史剧从“皇帝——文官”这种简单关系中解放出来，《雍正王朝》不只有皇帝与文官、武官的博弈，还有乡绅与农民、满人与汉人、改革派与保守派等群体的周旋，这些群体互相交织，才有了它的草灰蛇线、绵延千里。

这部剧孜孜以求的不是一人独治、英明神武的独裁者，而是一种精神的回归——做事不问可不可能，但为应不应该。所以，为君者，“一心要江山图治垂青史，哪管它身后骂名滚滚来”；为臣者，但凭一颗真心，“致君父为尧舜，免百姓之饥寒”。

由头至尾，《雍正王朝》都在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并对“民心”和官意做出区分。八阿哥一度有人望，但他的人望是建立在官意的基础上，而非民心。四阿哥一度是“孤臣”，但他做事以大局为重、民心为重，所以他终获认可。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民心不只是巩固政治的手段，也是历朝历代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如赵汀阳先生在《天下体系》中所说：“对于制度的合法性的证明来说，‘民心’比‘民主’更为正确。……因为大众的选择缺乏稳定性，随着宣传、时尚和错误信息而变化无常，只是反映暂时偶然的心态，而不是由理性分析所控制的恒心，……因此，民心并不就是大众的欲望，而是出于公心而为公而思的思想。”

《雍正王朝》要树立的就是一批大道为公的群像，他们为了让国家更好而奔走着。这里不只有雍正，还有十三阿哥、张廷玉、孙嘉诚、李卫等人，他们已经不只是自己的历史原型，也是创作者眼中的理想君臣，他们不只是利益上的同盟，内心也在惺惺相惜。“大道为公”的价值根植于其中，所以，哪怕《雍正王朝》是应时之作，二十年之后，它仍然不过时。于是，每年元旦，随着刘欢的再次开口，这部已经让观众熟得不能再熟的作品，仍让人愿意留在电视机前。他们看到滚滚黄河东流逝，听到刘欢唱：“有道是人间万苦人最苦/终不悔九死落尘埃/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江山由谁来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