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常见的是，许多子女在父母去世之前，并没有很好地了解过他们。所以，我现在能到中国，这个对我父亲十分重要的地方，去了解我父亲，这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经历。”高居翰之女莎拉·卡西尔（Sarah Cahill）说。
高居翰作为中国绘画史研究的巨擘，被誉为“最了解17世纪中国绘画的美国人”，长期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的教授。他于1926年出生于美国加州。二战期间，他作为美军士兵在日本接触到东方艺术，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中国艺术，他的生命从此离不开“中国”这个关键词。1973年，他成为尼克松访华后第一批来华做研究的艺术史学家。1977年，他再次来到中国，成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画研究中心的外聘专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接触珍贵藏画的机会。此后，他更是频繁到访中国，与中国美术学院维持着长期的学术交流和往来，与王伯敏、范景中等多位中国美院教授私交甚好。
讲座现场
遇见中国绘画史是高居翰的幸福
“那是高居翰离世的前两天，他躺在床上，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昏迷状态。他的病情和服用的吗啡使他神智不清。但在凌晨三点，他突然清醒了。他迫切地想要记录下什么，他要了一台录音机，以下是他录下的话：
这将是一份不同寻常的录音。我是高居翰，正卧于伯克利的病榻之上。我已气息奄奄，但我也许还能苟延残喘一会。我曾有幻想，大自然的时间也许跟我想的不同。无论如何，我现在将决定我的时间。在开始时，我们将回到原点开始记录。
那是在20万年前左右，我们人类就有了记录，后来有了更精细的记录，到文字出现、你知道的所有历史。再后来，我们有贡布里希这样的记录者，我甚至不需要向你们介绍他是谁。贡布里希的图书馆就坐落在中国杭州西湖畔的中国美术学院里。我把我的藏书也奉献了出来，我的图书馆也在那里。当人类记录的时候，被记录下来的是历史，艺术史学家则一直在试图记录艺术史。
比如，我一直试图用声音和图片的方式记录宋代绘画史。这些拷贝将放在我杭州的图书馆里。我希望我能完成它，因为这非常重要。这是一种终极形态的博客。这个图书馆可能就位于贡布里希的图书馆旁边。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都是选择个人观察的方式来衡量时间。从北宋末期开始，即12世纪早期，宋朝将首都迁到了今天的杭州。也正是因为13世纪中国的首都位于杭州的西湖畔，所以我把自己的图书馆设置在那里。”
莎拉·卡西尔在讲座现场发言
莎拉·卡西尔沉重而又缓和地读着她父亲留下的最后的话，尽管高居翰有些言辞重复，但是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他作为一名艺术史学家，一名人类文明的记录者，对于他所研究的中国绘画史，对于文化交流和传承的热情，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而这种使命感，还有对人类艺术之美的欣赏和热爱，这是他幸福的源泉。
莎拉·卡西尔说，她的祖父是一名游泳教师，他希望高居翰成为一名运动员。但是，她父亲当时骨瘦如柴，还很“书呆子”，这让她祖父非常失望。她的祖父母在大萧条期间离了婚，祖母不得不去找工作，跟着新丈夫一起生活。所以，高居翰小时候主要是由亲戚和朋友带大的，在他的童年里，并没有完整的家庭。
这些不幸在高居翰遇见中国画之后得以改变。当他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读本科时，学的是英语系，那时他想成为一名作家。但由于二战爆发，他决定学习日语，并加入了军队的日语学校。1948年，他从日本和韩国回到伯克利大学，并在两年后获得了东方语言系学士学位。当时他得到了卜弼德、薛爱华和陈世骧等名师的指点。那一段时光对于他的学术生涯以及整个人生的转向，至关重要。
当高居翰研究的中国与现实中的中国相遇
高居翰的老师薛爱华，一直不想来中国。因为薛爱华觉得，他所研究的古老中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他不愿意来中国，打破心中对中国的幻想。莎拉·卡西尔说，她非常好奇父亲在1973年第一次来中国时，看到他所研究的绘画的真迹，到底是什么感觉。她当时只有13岁，根本不知道父亲这次出行有多重要。父亲当年寄回家的信，讲述了他旅行的见闻，以及他见到真迹的震撼。当然，那个时候的莎拉·卡西尔并没有看这些信，因为她不想像他的“研究生”一样，挤在一起去读信。
在高居翰去世后，她才开始读父亲第一次访问中国的信件。高居翰在信中旁征博引，面对美景有许多感怀。信里从对西湖的赞美，引申到陈祼画作里的争议；去游览灵隐寺，想起了沈周的画作；去杭州的玉泉，看着水里的鱼，联想到庄子“鱼之乐”的典故。
1982年，莎拉·卡西尔也跟着他父亲一起来到中国旅游。高居翰无论到哪里，都会引导她看画，教她去鉴赏笔触和画面的构成，这就像高居翰以前给她讲诗歌一样，教她如何鉴赏不同的风格和技巧。高居翰会告诉她，成功画家的画好在哪里。此外，莎拉·卡西尔在旅程中也发现，高居翰很喜欢跟其他专家争论。他喜欢跟中国的艺术史学家辩论，因为这样能让他不断反思自己的观点，让自己的论点更加坚实有力。
慷慨一直是高居翰不变的个性
莎拉·卡西尔回忆道，一开始，高居翰很不喜欢电子邮件。他对新技术持有怀疑态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习惯于使用电邮。因为这是他和同事，尤其是中国学者联络的重要途径。他经常很开心地能从中国学生那里得到消息。刘珊珊也记得，她和丈夫黄晓曾给高居翰写过很长的中文邮件。他们对这样的知名教授的回信并没有抱太多期待。但是第二天早上，她收到了高居翰的两封回复邮件，每一封都写了四五页，他竟然还提议一起合作写书。刘珊珊当时只是研究生，而且研究背景跟高居翰有很大差别。但是高居翰的态度非常开放，并不在意这些，而是看重不同的学科背景。这让刘珊珊受宠若惊。后来他们三人合写了《不朽的林泉》。
斯文尼·斯基普也补充道，慷慨一直是谈到高居翰时，会想到的一个恒定的词。上世纪九十年代，高居翰了解到中国美术学院的范景中教授没有足够的钱治疗癌症，可能只剩下几个月的寿命，他受贡布里希委托，自掏腰包帮助范景中开始治疗。最后范景中痊愈了，成为中国重要的艺术史学家。高居翰一直声称是贡布里希救了范景中的命，并不居功。
讲座现场，斯文尼·斯基普在发言
此外，很多跟高居翰接触过的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只要研究需要，他总是很慷慨地把自己多年的研究资料无私分享给学生或同事。高居翰还把跟刘珊珊和黄晓合写的书，自己那部分的版税收入用来资助这两位年轻学者和其他合作者的研究，这也令刘珊珊非常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