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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最后的夜晚》:是观众欣赏不了,还是电影造作取巧

时间:2019-01-05 19:24来源:中国艺术新闻网——中国 作者:admin 点击:
在岁末年初的院线片中,虽然竞争对手中不乏《蜘蛛侠》等大片,《地球最后的夜晚》仍然获得了超高的关注度,票房预售成绩也创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纪录。而与此同时,影片的宣发

在岁末年初的院线片中,虽然竞争对手中不乏《蜘蛛侠》等大片,《地球最后的夜晚》仍然获得了超高的关注度,票房预售成绩也创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纪录。而与此同时,影片的宣发策略也引起了不少争议。

依靠零点结束、与主角一起接吻跨年的新颖首映形式,《地球最后的夜晚》在宣发上大获成功:预售票房高达1.59亿,首日票房2.61亿,超越了同期的许多商业电影,一度被不少人称为文艺片的成功范例。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观众欣赏不了,还是电影造作取巧

《地球最后的夜晚》剧照。

遗憾的是,在这充满仪式的一夜之后,“不知所云”、“看不懂”、“烂”、“装x”、“被骗了”等评论也开始不绝于耳,剧烈影响着影片的口碑:猫眼和淘票票的评分分别低至2.8和3.5,同一众“年度烂片”为伍。在豆瓣上该电影获得好评较多,超过6分,但也并不能说列入优秀电影范畴。

宣发策略精准地抓住大众胃口和需求(尽管这种营销有投机取巧之嫌)、艺术片与商业片的冲突.....这些固然是《地球最后的夜晚》引发争议的缘由,但目前的讨论似乎过多地集中于此,而忽视了电影内部叙事与视听语言上的缺憾。这部经历了大起大落,不断引发争议的影片所彰显出的,是一种极为典型的关于“审美”与“品位”的冲突。但问题是,这些被景观化包装的小城生活与诗意符号,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还对应着真实的故乡与乡土?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引起“小城观众”的共鸣?

“粗鄙”的观众和“高傲”的文艺片

《地球最后的夜晚》所引发的冲突主要原因在于,由于营销号或宣发方将影片塑造成一种商业爱情电影,许多观众抱着看《前任3》类型电影的娱乐心态走进电影院,想和心爱的人一起在欢乐又浪漫的情绪中进行跨年仪式。然而,在电影院中,人们发现它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经过了昏暗、眩晕、沉闷、睡觉、中途离场之后,观众从期待转化成不满与愤慨。

随着冲突的发生,观众分化成了不同的阵营。一边是讨厌电影的“维权派”,主要态度是“被坑了时间和钱还浪费了感情我想骂人”。正如网友“屠狗辈”一条得到了很多个赞的豆瓣评价:“宣发敢这么玩,那就有被喷死的觉悟。”他们的仇恨和愤怒基本是针对宣发“骗局”,认为电影和宣传的不一样,“货不对版”。

另一边是“艺术片精英派”,他们普遍觉得这是一部好电影,不应该遭遇这样的谩骂。他们的观点与许多有一定话语权的媒体/自媒体一致,认为讨厌电影的人是“看不懂这部电影是如何叙事的,也不知道毕赣要表达什么”。就这样,在电影院昏昏欲睡,甚觉乏味的观影者被理解为愚蠢的庸众。

当然,也有很多影迷是“看得懂”电影,也不喜欢——换句话说,就是单纯地觉得这部电影还差点事儿,还没那么好。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观众欣赏不了,还是电影造作取巧

《地球最后的夜晚》剧照。

关于文艺片的讨论中,并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的场景,《聂隐娘》口碑两极分化,好评者攻击恶评者“只会看《小时代》”;《闯入者》票房低,许多网友发言称这是“国人文化素质的悲哀”。凡是一个文艺作品遭遇差评或者冷场,舆论中就会立刻产生一种对庸众的责怪,无形之中为电影审美树立着“门槛”和阶级。通过将复杂的审美矛盾简化为对庸众审美品味的批判,一些人急于自己定义为这部“有意挑选观众”的“高端”电影的真正受众,与那些懵懂无知而又粗鄙的低文化素质人群区分开来。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对电影的评价变成了一个审美标签和阶级身份问题,而真正的内容讨论从视野中消失了。但实际上,《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内容呈现还是有不少值得探讨的可疑之处。

这部电影所讲述的故事不算复杂,远远达不到让普通人看不懂的程度。它讲述的是男主角罗紘武追查杀死好友白猫的凶手左宏元,结果爱上左宏元的情人万绮雯,被她所利用和迷惑,在追寻她的过程中迷失的故事。然而,片子的叙事结构过于繁复,很多剧情被碎片化处理,进行拼贴和插叙,显得没头没尾。举例来说,在片中有一段一男一女搂在一起,男子一边吃苹果一边流泪的剧情,这段剧情拍摄了接近五分钟。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关于这两个人物的介绍,在此之后,这两个人物再也没有在片中出现。许多观众都反馈,根本不知道吃苹果的人是谁。仔细思考后,可以猜测这个男子是男主角的朋友“白猫”,但也无法确定,在当时更是无法立刻进行猜测。无论是哪一种观众,对于这样的情节可能都是一时之间不能进行剧情串连,也无法立刻产生共情的。这样的处理可以理解为某种刻意的叙事方式,也可以理解为导演的叙事和剪辑失败。在粗暴的语境下,它只能被理解为作者风格。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观众欣赏不了,还是电影造作取巧

《路边野餐》剧照。

同样的问题发生在导演毕赣的上一部影片《路边野餐》中。由于他有着对长镜头的偏执,所以在电影中呈现了一个长达40分钟的长镜头。在这个长镜头的展现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技术瑕疵,例如拍摄车辆在盘山公路上行驶时缺帧导致观众观感眩晕,拍摄衔接不好镜头穿帮,长镜头在进行屋内屋外穿梭时调整光圈不及时出现过暗及过曝,一段时间内看不到画面内容等等。在当时,这些技术瑕疵和影片糟糕的收音一起,被许多文青理解和认定为导演特殊的风格,而不是为了形式牺牲内容导致的拍摄失误。耐人寻味的是,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同样有长镜头,而且更长,长达一个小时。但有了几千万投资,专业摄影组加持,拍摄设备大幅度升级后的毕赣,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拍砸了”的“导演风格”。由此可见,当初的拍摄到底是技术失误还是有意为之,还有待商榷。

因此,面对文艺电影两极分化的评论,不能简单粗暴地将其归类为看得懂和看不懂的问题,而需要回到影片本身,探索这种复杂的审美矛盾如何产生。

一种小资情趣:奇观化的故乡

毕赣的两部作品《地球最后的夜晚》和《路边野餐》一脉相承,其叙事逻辑,镜头运用等在本质上没有改变:永远在漂泊的浪子,翻山越岭寻觅他中意的女人,在曲折回转的乡镇路上陷入梦境,遇到一个纯净的乡镇姑娘和一场热闹但与他毫无关联的集会,在恍惚的氛围中试图抓住岁月与爱……类似的套路还有很多。总体而言,这两部电影都力图创造出一种奇观。

首先,毕赣聪明地在影片中采用了贵州方言,造成了语言的奇观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比较陌生的语言,需要靠看字幕来完全明白,因此,贵州话的新鲜腔调和语言上的隔阂,能够在给观众带来某种“异域风情”的同时遮掩掉台词的矫揉造作:

“人和人之间,不都是由误会组成的。”

“你要相信我,就像相信那段咒语一样。”

“人在最伤心的时候,会连着苹果的核,吃完一整个苹果。”

“泥石流不可怕,活在记忆里面才可怕。”

“最后问你一句,跟不跟我走?”

以上这些对话都来自《地球最后的夜晚》,并被宣传方挑选为宣发素材。正是因为言语中充满了浓厚的商业爱情电影气息,才会被不少观众误会电影的性质。电影里同样非日常化的句子还有“如果我找到了野柚子,你就满足我一个愿望”、“她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女人”、“我真希望你是她”等等。试想,如果让片中所有的角色都用普通话,动辄就对人说出这些台词,失去了方言的掩饰后,难免会显得有几分做作和恶俗。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观众欣赏不了,还是电影造作取巧

《地球最后的夜晚》剧照。

而且,不仅是谈情说爱还爱摆酷的主角们,就连贩夫走卒如果不是用贵州话掩护,也会显得有几分恶俗,或许还有几分尴尬——一个懂贵州话的人会发现,在这部有着繁多对话的电影中,许多角色的语气都如同念课本般僵硬,不说日常口语,只说诗意改造后的书面语。不仅如此,他们的对话中几乎不出现废话,也不出现口头禅和语气词,反而像是在做演讲。举例来说,在男主角与女囚犯的对话中,一个一直混迹街头的中年女囚犯,竟然抒情地徐徐讲述自己看过的咒语让房子旋转的童话。而某个农村小旅馆的老板,评价女主角“她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女人”,“她没有钱了,就每天给我讲一个故事抵房钱,一直讲到我们结婚”。这些言语很难让人相信角色是活生生的当地人。比起生动真实的角色来说,他们更像是叙述者本人的替身。

从视觉上,导演进行了景色上的奇观化。无论是《路边野餐》还是《地球最后的夜晚》,其中都有大量小清新风格空镜拍摄。生锈的时钟、废弃的铁轨与郁郁葱葱的植物、破旧的房子、蜿蜒互通的村镇台阶与道路……导演精心挑选了独特的带有贵州风情的景色,用不同的光线和拍摄方式加以包装,在镜头面前浪漫化地表现。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这种包装和升级更为明显:大量的水在破旧的房子上折射出粼粼水光;残破的农村瓦墙有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镇上残破的电影院有着昏黄的灯光和恰到好处的红丝绒椅……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观众欣赏不了,还是电影造作取巧

《地球最后的夜晚》宣传海报。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观众欣赏不了,还是电影造作取巧

《地球最后的夜晚》剧照。

以上这些元素符号和混乱、零碎、常常在故事高潮戛然而止的叙事交织在一起,共同形成了电影的主体。整部电影带有明显的王家卫气息,但显然更为生硬。王家卫电影以香港或者上海为背景,都是经济发达、小资文化盛行的城市,在这样的城市里,迷离灯光映衬着残破建筑中的主人公,喃喃自语一些文艺腔调的话更容易让人接受。相比起来,凯里的风土人情实在是与毕赣呈现的风格相差甚远,很难想象这样的故事和风景是从凯里内生出来的:它有凯里的破旧绿皮车,老式赌博水果机,肮脏的街面,摇摇欲坠的破屋,却不会有同样灰头土脸、面目庸碌、不知所措的人群。它看似展现乡野,但实则展现的从来不是乡野, 不带一丝乡土的气息,只有无穷无尽的诗意展演——粗鄙、贫困和落后的一切被包装成了一种带有复古色彩的唯美风情。

而穿着皮质长风衣的男主角、大波浪绿丝裙的女主角穿梭其中,展现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生活。男主角回到家乡后似乎无所事事,他声称自己在火车上看到了死去好友的灵魂,从此开始追查他死去的真相;女主角则斡旋于黑帮老大和男主之间谈恋爱,阅读、看电影,又突然离开男主角远走他乡变成一个歌女……他们虽然生活在破旧、落后的村镇,但“出淤泥而不染”,无论生活方式还是兴趣都与贫瘠的生活毫不相关,反而充满了典型的城市中产阶级趣味。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观众欣赏不了,还是电影造作取巧

夏加尔画作中飞翔的情人。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观众欣赏不了,还是电影造作取巧

夏加尔的《散步》(上)与《地球最后的夜晚》海报,当然这可以被解释为灵感来源抑或致敬,但当整部影片中充满比比皆是的拼贴与挪用,致敬与模仿甚至是“山寨”的界限就变得暧昧起来。

事实上,这部片子剪裁拼接的中产阶级趣味符号还有很多:片名地球最后的夜晚来自智利小说家博拉尼奥的同名短篇小说集,英文片名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是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作品。片中多处核心意向是对塔可夫斯基电影的借鉴(水杯被火车震落来自于《潜行者》,拉苹果的马让苹果散落一地来自于《伊万的童年》,人体旋转和燃烧的房子来自《镜子》),飞在城市上空的情侣则明显和夏加尔有关。此外,还采用和《穆赫兰道》一样一段现实一段梦境的叙事方式……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观众欣赏不了,还是电影造作取巧

《长夜漫漫路迢迢》作者:(美)尤金·奥尼尔,译者: 乔志高,版本: 猫头鹰文化|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

谁是《地球最后的夜晚》的目标受众,答案呼之欲出。尽管毕赣选择了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明星作为主角,积极对电影进行商业宣传,并在接受采访时回应表示“难道他们(小城市的人们)就应该看那种电影吗?我从来不那么认为”,但这显然是一部主要拍给在一二线城市生活过的文青的电影。如果观众没有一定文化基础,没有经历过非常规叙事电影,不具有乡土情怀,多半难以接受这样冗长琐碎的情趣展示。在他的家乡,倘若真的在某一个星光熠熠的浪漫夜晚,一个和男主角同龄的凯里修车工花费两小时观看这部片子,他有很大可能既感到对片中奇观化后的贵州感到陌生,也并不理解导演所进行的趣味展示。

文艺电影的文化焦虑

匈牙利艺术学家阿诺尔德·豪泽尓(Arnold Hauser)在他的作品《艺术社会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中认为电影自诞生以来就面临的危机之一,就是必须要面对“非艺术公众”的受众。对于《地球最后的夜晚》等多部文艺片,我们的讨论也多集中在这一方面。普遍的观点认为,完全趋就于大众审美,会造成纯粹的商业化和艺术的缺失。但当舆论完全偏向于“非大众”时,是否就一定能创造出完美的艺术?

在《地球最后的夜晚》故事中,男女主角游离在村镇风情之上,身处于摆拍油画式的场景之中,他们的相貌、衣着、趣味无一不来源于乡野却高于乡野,就像来到农家乐参观的城市游客。在故事之外,从整个电影来看,毕赣在进行乡土淳朴风情展演的同时,反复表达出的是脱离日常的超现实主义趋势。当然,并不是所有书写小镇的艺术家都要像贾樟柯那样进行社会反思,但毕赣显然采用的是一种完全趋附于阶级化高雅艺术,剥离大众的表达。他把自己蓬勃但无法定义的情绪用一种独特的形式书写出来:既不内生于他一再书写的故乡本身,也不来自于他本人的经历或者视野,而是被塞进知名大师所创造过的框架和意向之中,从而把一个情节稀少的简单故事复杂化,最后形成这样一部中产文青情趣式拼盘电影。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观众欣赏不了,还是电影造作取巧

《地球最后的夜晚》剧照。

许多电影受众同样具有“反大众”的精神。在打分尚可的豆瓣平台上,评论区上的热门发言有“你看懂《地球最后的夜晚》了吗”,还有“三刷后故事线梳理”、电影所涉及的大师作品/符号盘点等等。显然,这些观众脱离了最根本的观影体验,走向的是典型的文化焦虑:迫切地想要用研究电影去代替欣赏电影,希望知道每一个典故/情节的来源,仿佛只有这样才算是看懂,而只有看懂了,才配得上评价这部电影。他们攻击打一星的观众:“说这部片子烂的人,你们觉得好的片子是什么”。归根结底,这不是对审美差异的质疑,而是对对方知识/教育水平的蔑视,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诘难。

这种现象反复出现在近年来多部针对文艺片的讨论当中:对电影的评价已经不再纯粹,而总是和商业性、艺术性等标签挂钩。豆瓣网友顺时针逆时光在点评《路边野餐》时就写道:“中国电影界一直以来有个奇异的现象。只要是商业片,加一点点文艺元素,就算是烂片也会赢得称赞;只要是文艺片,加一点点商业元素,明明很棒也会被骂抢钱。”这段发言固然有夸张和偏颇之处,但确实能够说明,有不少人都认识到,“文艺片”和“商业片”的划分已经成为了彰显“格调”的代名词。仿佛只要展现出背弃庸俗受众的姿态,就已经是一种格调上的成功。这也是为什么毕赣“我觉得对观众最大的尊重就是不去在乎他们”的发言会受到不少人的追捧。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观众欣赏不了,还是电影造作取巧

《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美] 保罗·福塞尔 著,梁丽真、乐涛、石涛 译者,版本: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2月

美国作家保罗·福塞尔在其作品《格调》(《Class》)中,观察美国社会80年代的上层、中产与底层民众,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各阶层人群的衣食住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阶层印记。他洞察到,鄙视大众的阶层化审美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学与心理学根源,而这样的根源来自于强烈的中产阶级焦虑:由于非常担心自己会下滑一个或两个等级,所以需要通过教育文化程度、知识水平、艺术审美等反复确认自己的社会位置。

如今,文化焦虑程度又有过之而不及。本可以用来作为阶级区隔的艺术私密性逐渐丧失,开始具备公共性:观赏门槛大大降低,审美权力已经发放到大家手中,十几块到几十块的电影门票让大众走进电影院成为可能;同时,大众还轻而易举地依靠移动互联网获得话语权,能够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与更“高级”的审美趣味产生强烈冲突。并且,在数量上,意图区隔于大众的文化精英显然不占任何优势,这极其容易造成中产知识分子的进一步失落。

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接受现实的变化,糟糕的平均分和影院不断减少排片量……毕竟,当号称“不在乎受众”的文艺电影走入商业影院,银幕的光辉照耀着观众的脸庞时,那些打一星和打五星的人都相处在同一个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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