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法国收藏家皮埃尔·德·吉戈尔（Pierre de Gigord）曾在土耳其收集了数千张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摄影图像，并由此成立了Pierre de Gigord Collection，它如今坐落在盖蒂研究所（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内。盖蒂研究所最近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6000多张照片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使其可供免费在线学习和下载。

盖蒂研究所图书馆

吉戈尔的这套图片合集包括各种介质和格式，从蛋白印花到幻灯片，从玻璃底片到相册，丰富多样。它们记录了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余晖，从地标建筑到城市风景，从自然景观到考古遗址，经过数字化后，奥斯曼帝国居民100多年前的繁华生活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伊斯坦布尔的艾敏厄努广场（Emin?nü）集市和耶尼清真寺（Yeni Cami, 新清真寺），商店标志上有奥斯曼土耳其语、亚美尼亚语、希腊语和法语，1884-1900，Sébah＆Joaillier摄。来自Pierre de Gigord Collection中的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图片集。盖蒂研究所。

在扶手椅上游历奥斯曼帝国时代

因为媒体介质的多样，图片库中既有长幅全景图，又有口袋大小的名片，这给图像的数字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比如君士坦丁堡的10组全景图，需要将各自独立的蛋白印花拼接在一起，才能创造出1878年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壮观的天际线全景。现在经过数字化处理后，它可以在屏幕上完整地被观看。又比如维也纳商业区Josef Sengsbratl的50张手工彩色幻灯片，需要校准正面和背光，以捕捉彩色图像的暖色调，呈现商业信用名称和地址。

图像经过数字化后，人们既可以在教育场所放映这些图片，也可以在私人住宅里的屏幕上作为消遣观看，如此一来，观众就成了“神游旅行者”（armchair traveler）。通过这些图像，人们可以了解过去土耳其的男人和女人、工艺品和商业贸易、奥斯曼帝国首都的标志性建筑、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以及该地区的地缘政治。

搬运工搬运绳索，Josef Sengsbratl摄。手工彩色玻璃灯笼幻灯片。来自Pierre de Gigord Collection中的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图片集。盖蒂研究所。

在吉戈尔的图片库中，82个玻璃板底片被数字化并变成正片，人们因此可以随时访问这些图像，其中包括这张熙熙攘攘的街道图片，它展现了世纪之交处于欧洲一侧的奥斯曼首都景象。

繁忙的街道，君士坦丁堡，1890年，摄影师不详。玻璃板底片。来自Pierre de Gigord Collection中的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图片集。盖蒂研究所。

图像的第一人称视角

还有60多部摄影相册进行了数字化处理，我们因此有机会阅读那些曾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旅行的收藏家和摄影师们独特的私人记叙。在相册“土耳其=小亚细亚1917-1918”（Türkei= Kleinasien 1917-1918）中有一张照片：一位德国军官将他的照片献给了一个遥远的“心爱的宝琳”（beloved Pauline）。这份相册文件证明了亚美尼亚大屠杀期间德国军队在土耳其的存在，这与那位军官的浪漫奉献形成鲜明对比。

根据标准的数字化实践，该相册不仅会逐页拍摄，而且还会逐张详细拍摄，以便读者更真切地体验图像的细节特写。网站上注解图像所用的整洁字体和精心排版的照片进一步表明了工作者的严谨态度。下面的四张照片是“土耳其=小亚细亚1917-1918”中的一页，呈现了土耳其的城市、市场、被毁掉的某处场所以及战争部长恩维尔·帕夏

（Enver Pasha），他是亚美尼亚种族屠杀最大的肇事者。

Türkei= Kleinasien 1917-1918，第7页。来自Pierre de Gigord Collection中的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图片集。盖蒂研究所。

相册还包括街景和日常生活的图像，比如街头小贩和居民，下面这页图册展现的是一位不知姓名的女人，她正对着摄影师微笑。

Türkei= Kleinasien 1917-1918，第16页。来自Pierre de Gigord Collection中的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图片集。盖蒂研究所。

被湮没的过去

许多学者已经将吉戈尔的图片库运用到自己的学科研究中，从土耳其建筑、考古学到古物研究，从拜占庭和伊斯兰艺术到后殖民研究、摄影史，领域多种多样。

艺术家Hande Sever最近在The Iris上强调了亚美尼亚摄影师在塑造土耳其民族文化历史和集体记忆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吉戈尔的数字化图像对这个百年前繁华帝国世界的人物、建筑、城市空间与风景的记录，与已故亚美尼亚摄影师阿拉·古勒（Ara Güler）的作品形成了某种对照，很值得引起注意。古勒的照片和家族历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果的展现，他在亚美尼亚大屠杀时失去了祖父母，后来为摄影机构Magnum工作，并建立了一个包含90万张照片的档案库。

一艘渡轮停靠在伊斯坦布尔Salacak邻近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岸，1968， Ara Güler摄。图片来源：Magnum Photos。

值得一提的还有另外一个人，2006年获得诺奖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他曾使用古勒档案库中的图片来为自己的小说做注解，那些作品都是以20世纪的伊斯坦布尔为背景。为此他还曾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中向古勒致敬。帕慕克写道：通过摄影师的照片来看19世纪的土耳其，不仅美丽，而且重要，因为在视觉记录和个人记忆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条街道也许会使我们想起被解雇的痛苦；一座桥也许会将我们带回到青春岁月的孤寂中；一片城市广场也许会使我们回想起一段快乐无比的爱情；一条黑暗的小巷也许会使我们突然充满政治的恐惧；一个古旧的咖啡馆也许会使我们想起那些被监禁的朋友；而一株美国梧桐也许会让我们想起过去的我们是多么贫穷。”

《阿拉·古勒的伊斯坦布尔》（Ara Güler's Istanbul）

作者：阿拉·古勒  奥尔罕·帕慕克

版本：Thames and Hudson Ltd，2009年

Hande Sever和帕慕克直接或间接地评论了亚美尼亚摄影师在塑造土耳其民族和文化认同方面的重要性，以及视觉记录作为一种逝去世界记忆的独特价值。奥斯曼土耳其就是这样一个逝去的世界，因为时间和现代化的蹂躏，因为战争，因为民族主义和种族清洗而彻底消失在历史中。

19世纪图像的数字化，使我们能够了解过去，了解土耳其的多元化社会、传统、习俗和城市构造。同时也使我们了解现在，了解一些社会问题是如何持续发展却仍然受过去所缚。

加拉塔大桥（Galata Bridge），约1875-1889，Guillaume Berggren摄。来自Pierre de Gigord Collection中的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图片集。盖蒂研究所。

物质灵晕的消逝

在数字环境中，这些图像将从其原始的物理环境中删除。只是没有物理存在的支持，比如格式或尺寸，我们可能无法把握图像的某些物质特征。不过对原始图像访问机会的增加使我们能够想象和体验过去，并勾连起过去与当下的联系。

比如这样一个场景：一个男人在给两个女孩读信，两个女孩安安静静、全神贯注地听着。这个场景中所包孕的宁静与亲密的感觉甚至超越了时间。我们可以想象，这张照片是如何时时在它的拥有者那里唤起不可磨灭的记忆的，它的主人或许将它珍藏在抽屉里，或许悬挂在墙上，或许保存在私人家庭相册中。

男人为两个女孩读信，1890年，摄影师不详。来自Pierre de Gigord Collection中的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图片集。盖蒂研究所。

康奈尔大学的元数据图书管理员Jasmine E. Burns在她的文章《物质性的光环：数字代孕和摄影档案的保存》（The Aura of Materiality: Digital Surrogacy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Photographic Archives）中解释了将照片进行数字化归档的过程，就像从负片中打印正片一样，使图像适用于更广泛的用户。通过和原始来源的分离处理，图像本身因为在不同环境中同时存在而展现出新的意义和解释。

复制图像的物质灵晕在数字化的过程中可能会丢失，但吉戈尔的照片所记录的居民生活，他们的手势、姿势、表情、情感和行动，都可以被重新阐释，因为他们的历史可以被更多的人所看到。下图展示了黑海沿岸城市特拉布宗（Trabzon）的五张照片。底部三个城市的视图提供了高对比度的叙事背景：在上面一排图片中，两个库尔德匪徒

（Kurdish bandits）由大大超过被行刑者的20多名宪兵处决，与之并置的是一对冲着镜头摆出优雅姿态的夫妇。这组照片呈现出一种生与死的强烈现实分歧。

从左上方顺时针方向：库尔德匪徒被土耳其宪兵捕获并执行死刑、黑海沿岸城市特拉布宗、一对来自特拉布宗的夫妇、港口和有轨电车，1885-1995，摄影师不详。盖蒂研究所。

（此文编译自盖蒂研究所Isotta Poggi的 “Ottoman-Era Photographs Take on New Meaning in Their Digital Life”，原文发表于The Iris，文章有删减改动。）

编译：杨司奇

编辑：沈河西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