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开展对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的保护，在该项目中方发掘领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柴焕波和同事们心目中，是头等大事。

　　当地雨水多、湿度大。大面积发掘后，如不及时进行保护，将对遗址本体不利。中孟双方正在密切联络、协调，今后的考古发掘在很大程度上将配合遗址保护和展示的需要。

　　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等的发掘和研究，堪称正在扎实推进、开花结果的中国考古“走出去”的缩影。

　　十年辛苦 收获颇丰

　　中国考古“走出去”，是在国力不断增强和国内考古在研究水平、技术手段等方面日趋成熟、影响力不断提升背景下进行的。十年间，中国考古“走 出去”的步履坚实、稳健，亚洲蒙古高原、中美洲热带雨林、非洲海滨等地的众多遗址，均出现了中国学者的身影。中国考古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形象，日益受到国 际同行的关注和认可。

　　作为中国考古“走出去”的主力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玛雅文明中心——科潘遗址考古及中美洲文明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发 现，许多成果通过本报传播和公布，产生了广泛影响。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对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乌兹别克斯坦的明铁佩遗址进行了 第四次发掘，初步确认了城内道路系统，对与城址有关的自然环境等有了新的认识。继明铁佩遗址、科潘遗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赴文明古国埃及开展 考古和文保合作。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带领下，该校肯尼亚考古队多次前往肯尼亚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在探寻东非马林迪王国、寻找郑和船队遗迹乃至还原中国与东非文化交流史等方面收获颇丰。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是开展境外合作考古的国内第一家。自2005年起，该所与蒙古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实施了“蒙古国境 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研究合作项目”。至2015年，中蒙联合考古队总行程2.3万多公里，对蒙古国境内12个省市60多个苏木进 行了调查，共调查各类遗址150多处，时代涵盖了自石器时代到清代的多个时期，总发掘面积约1.2万平方米。

　　中国和蒙古国学者的十年合作，令国际同行了解到中国考古的实力：蒙古高原上发现的第一座能够确认为柔然时期的古代墓葬、蒙古国境内发现的第 一座壁画墓、回鹘人类学资料、布局严整的清代兵营遗址等纷纷“现身”。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永志介绍，中蒙联合考古队合作编写的《蒙古国古代 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报告》等报告陆续推出，标志着中蒙合作考古项目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该项目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前提和理论上的支 撑，是国家向北向西开放的文化名片。

　　跨越千年 追本溯源

　　1042年，阿底峡尊者（982—1054，现孟加拉国达卡附近人）在古格国王的迎请下到达西藏，对藏传佛教“后弘期”影响深远。20世纪 六七十年代，经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阿底峡尊者的部分灵骨，被迎请回国供奉。今天，在阿底峡尊者的出生地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两国文化交流和友谊的新篇 章正在续写。

　　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中孟联合发掘项目，受到了我国各级政府和文物部门的重视，湖南省人民政府、中国驻孟大使馆都为考古发掘提供了资金支持。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任中方队长。在孟加拉国，中国学者挖下了南亚次大陆考古的“第一锄头”，每名队员都深感机会非常难得，除了吃饭、睡觉，剩 下的全部时间都扑在工作上；每天在工地的时间超过10个小时，没有午睡，收工后疲惫得一回考古营地“倒头就睡”。在雨季的文物整理阶段，营地没有空调，大 热天还时常停水停电，蚊虫叮咬更是常事。但他们没有一句怨言，怀着虔诚之心开展项目，如期完成每项计划。

　　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发掘项目所取得的成果比设想的还出乎意料。十几年前，柴焕波曾研究西藏寺庙建筑的渊源，但苦于找不到相关的图像对比资 料，更不用说亲手触摸了。而有一天，它竟然出现在自己的手铲之下：一座“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的发现，让破解西藏考古、藏学研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的“钥 匙”重见天日。

　　目前，由中国援建的阿底峡纪念堂即将竣工，它将与正在发掘的考古遗址连成一体，成为孟加拉国一处重要的人文胜景。柴焕波表示，该遗址完全有条件建成国家遗址公园、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于促进中孟两国的文化交流等颇有意义。

　　　培养人才 知己知彼

　　中国考古“走出去”，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组成部分，对于促进人文合作与文化交流、加强与各国的友谊和互信、提升我国的国家形象等 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在丝绸之路沿线开展工作，将再现灿烂的篇章，激发美好的回忆，共同推动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古老文明比较，将深化对于文明起源 和发展等重要问题的理解，增进文明古国间的交流与合作。

　　不过，目前中国考古“走出去”，仍处于自发分散、缺乏顶层设计的状态，在人才培养、经费支持和政策支持等方面都需做足文章。多位从事境外考 古的学者称，目前主要还是各家机构出钱出力，亟待得到经费和政策上的支持。此外，做好境外考古工作的一大障碍是缺乏了解当地历史、文化和语言的人才。把握 当地历史的来龙去脉、文化习俗的缘由和现状，是科学地做好工作的前提，掌握当地的语言又是首要前提。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看来，境外考古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政治意识、国家战略需要等深层次的因素始终贯穿其中。国家相关 部门要有大思路，召集各方人士，共同讨论、认真思考如何全方位地做好境外考古工作，做出正确决策，制定长远规划，抓好具体落实。中国考古“走出去”是一项 长期战略，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有为国家长远利益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