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华语世界普遍流传着一则年兽传说，大意是说“年”是一种凶猛的怪兽，终日休眠，每逢除夕才现身世上四处肆虐，但它怕红、怕光、怕响声，因此每当岁末，人们贴红纸、点灯、燃爆竹来驱赶它。

年兽从何处来，又长相如何呢？似乎版本各异。其居所有说来自深山密林，有说来自山洞，也有说来自深海。样貌则或如狮子，或头上长犄角，或眼大如铜铃。

事实上，过年贴红纸、放爆竹等习俗，各有其来历。如门上贴红纸，始于在门旁插桃符，上画神荼、郁垒像。经五代后蜀皇帝孟昶题桃符板，书“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后，发展为春联。延至明清及近代，则春联、门神画并存。而春节期间燃放爆竹由来更早，据宋代高承《事物纪原》：“爆竹燃草起于庭燎。”即《诗经·小雅》中有“庭燎晰晰，君子至止”句。至南宋，有人发明“以硫磺作爆药，声尤震厉，谓之爆仗”。（《嘉泰会稽志》）时光流转，这些风俗沿习至今，“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的意象已深入人心。揆诸典籍，虽说自古以来门神画和爆竹都是用来驱邪的，不过所驱赶的对象，却从未涉及年兽。

又有人提出，“除夕”字面意思是驱赶“夕”而非“年”。然而“夕兽”一词出自童话作家郭明志笔下的中篇童话《“年”除“夕”的故事》（《巨人》1981年2期），并于1984年改编成剪纸片《除夕的故事》。这回，“年”变身为正义的仙童，受玉帝指派，下凡收服怪兽“夕”。显然，夕兽故事亦受年兽传说启发，它不仅更晚出，影响力也低。再从训诂学角度探析，无论“年”、“夕”，乃至“岁”，均与野兽或怪物无关，甚至“除”原初也无“祛除”之意。

《“年”除“夕”的故事》插图，郭明志绘制

近几年，年兽传说备受质疑。2014年1月27日，果壳网编辑Ent（张博然）发表《年兽，到底是个什么兽？》，指出该传说缺乏文献依据，并于探讨可能的动物原型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将怀疑对象指向灵长类动物山魈。其实作者很清楚非洲的山魈与中国古籍里的山臊根本是两码事，何况年兽与山臊也不见得有什么必然联系。2018年2月19日，《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又见专事神仙鬼怪研究的青年学者李天飞写的《“年兽”到底是个啥》，也称“没有在任何一部古籍里看到过这个故事”，倒是找到民国时的两篇文献，即1939年底《申报》上署名“申”的《过年的传说》，以及1947年《大家》杂志李一的短文《年》。“再往前找，就再也没有了。”于是断言这故事编造的成分很大，理由是：一、它没有说明文献来源。二、如果是民间传说，也应指出是在哪里流传，由谁做过怎样的田野调查。如果都没有，就只能归于谣言。我想，这就有点厚古薄今了。毕竟古籍中荒诞不经的传说多如牛毛，即便告知出处，又何异于闾巷谰言？

问题在于，年兽传说流传之广，版本之多，简直令人惊异，又怎容轻易抹杀？故与其斥为谣传，不如追根溯源，并探求其广为流传背后的合理因素。

经重新检视，1980年2月1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所刊赵慈风、康新民合撰的《过年的传说和风俗》言称：“有这样一个传说：古时有一种凶恶的怪兽，长着血盆大口，人们叫它‘年’。每到腊月三十，它便出来挨村挨户残食人群。”“后来大家才知道‘年’怕响、怕红、怕火。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想出了许多抵御‘年’的方法，逐渐演化为过年的风俗。”此可视为年兽传说的通行版。它既不提流传的地区，也无出处，可是大量后出的民间故事、民俗学著作，都或多或少受其熏染。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行的火把节，原与诸葛亮征南有关（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腾越之火把节》）；土家族过赶年，源自明嘉靖年间永顺土司彭翼南平倭，然而近年出版的书籍中，竟都与年兽搅在一起，显得很不严谨。

再努力追溯，发现娄子匡《岁时漫谈》（台北：文星书店1967）里的一段话：

我们中国华北近海一带的地区，却把“年”看做是一只怪兽，而且已给它定名为“年兽”。说它一年四季都住在深海里，只有一到“除夕”那一天，它便要从海里爬上岸来了，可怕的就是它底脚所踏到的地方，便立刻发生水灾。因此沿海住民，在除夕之夜就忙着搬到高山上去避难了。

紧接着记录了天津附近一则“年的由来”的传说。

吓走年兽

有一年腊尽岁除的时候了，人家扶老携幼都在搬家，为的是避难到高山上去。这时候，村里却来了一个沿门求乞的老丐，因为大家都忙着要避灾，谁都没闲去布施他。他一直走到村子的尽头了，才有一位老婆婆给了他一块饼，并且告诉他：“你赶快走开吧，年兽要来了！”

老乞丐不想走开，却问老婆婆：“年兽是什么？”又说：“那又何必大惊小怪呢！”

老婆婆警告他说：“你不怕？它一来到，我们全村都成泽国了！”

老乞丐笑嘻嘻的说：“不要怕！只要你肯留我在家里过一夜，借给我一件红袍，我一定把它赶走呢。”

老妇人当然不相信，可是一想：他既然自愿这样做，也就在答应了他底要求以后，自己逃上山去了。

半夜时分，先是远处一阵阵的海啸，接着听似万马奔腾的声音迫近了，老乞丐朝着海面一点不怕，别的看不到，只见好像两盏红灯，跟着浪涛冲过来，他还是瞪着眼看，原来就是年兽真的来了，那两盏红灯就是它底一对眼珠。

年兽眼里所看到的，和往年不同的是村尾竟有一人家，门口贴着红纸，院子里灯光通明，那里面站着一个白发红袍的老人，手里拿着两把菜刀。一下子又看到他底刀剁个不停，发出来的声音很像击鼓，轰雷也似狂风暴雨，甚至盖没了年兽的万马奔腾的海啸声。这先把年兽怔住了，原来它什么都不怕，只怕看到红的颜色，再一听到剁个不停的震耳的刀声，吓得它不得不转身向海里逃遁，不多久，风平浪静。从此以后，年兽也就无影无踪了。

这次，传说及故事有了较明确的出处，可是海兽版主要在台湾地区流传，以后也出现在台版《岁时丛话》（民俗丛书103，1970）、《中国民俗搜奇·第五集》（金文丛书130，1983）等书里，内容均一脉相承；而《中外著名神话故事精选》（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里的故事以之为蓝本，并加以精简。

继续向前追溯，还发现1959年2月15、16日《新民晚报》王一萍《“年”的故事》。

在中国古老的传说里，“年”是一种神奇的野兽。它长着两个可怕的头，四只耳朵，八条腿，专门吃人过活。但是“年”很懒惰，一年四季它都在昏沉沉地睡觉，一直到除夕的夜晚，才从阴暗的山洞里爬出，寻找它的牺牲品。“年”害怕日光，不喜欢红色，尤其讨厌喧闹的声音。因此，按照中国的习惯，在除夕的夜晚，应在大门上张贴红色的对联，窗上贴上红色的纸花，点起耀眼的灯，同时，打鼓、放爆竹来惊吓“年”。

这段话来自苏联援华专家亚加莫夫的女儿莲娜从莫斯科寄来的信。莲娜的爷爷老亚加莫夫是位退伍的苏军指挥官，曾参加击溃日本关东军解放哈尔滨和长春的战役。所以她从小听过许多关于中国的故事。这故事由爷爷的一位朋友所告，但同学们根本不信，非说是她自己编的。于是写信来求证。可惜作者查询无果，“无法解释这个谜”，碰巧遇到一位重庆来的文学工作者，据他说，“年”是一种想象中的野兽，在西南的民间传说中，有例可寻。旧社会年关难逃，当残酷无情的野兽“年”潜入穷人之家的时候，走投无路的弱者就会“一把刀刀一条绳”，结束自己苦痛的一生，求生欲望强一些，或勇敢一些的，也得在漆黑的夜里藏到原始老林里躲债。由于这答案将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印记，实际效果并不好。而出人意外的是，年兽传说竟曾传至苏联。好在这则很有些恐怖的两头怪兽版仅此一见，以后没有流传。

解放前的年兽故事可不止一二种，有的也挺诡异。如1949年1月28日香港《大公报》“虚人”《年关考》称：

中国有一个传说故事：上古时代有一种非常凶猛的野兽，名叫“年”，全身的毛像雪一样白，脚迹行处留有粉白的印痕，每到十二月三十日便出来噬人，撞开大门到家家户户去拣选壮大的人吃掉，以后这种“年兽”们被人合力扑杀掉以致灭种，后人为纪念此事起见，特定十二月三十日为“年”。

这白毛年兽似乎吸收了喜马拉雅雪人传说，但说其足迹能留下白印，地上总得有霜雪，如杜甫所云“玄冬霜雪积”，但问题是上古时代冬季并不会到处积雪吧。后面又说这兽成群出现，以后还被灭了种，不知根据何在。难道发现了化石？至于说十二月三十日为年，则全然不顾事实了。总之，故事编得不圆融，破绽太多。

1947年4月1日出刊的《大家》杂志里，李一的随笔《年》开篇述及：

古老相传，年是一种猛兽，食人伤生，残暴无比，想起来，大概和恐龙之类差不多吧。不过据说年是怕光的，所以它在无月之夜才出现，俗谚形容欠债不还，说“除非等大年三十出月亮”，那意思就是说除夕无月，那也正是年出现的时候，生灵遭殃的时候。

这传说是否可信呢？学识不够，无从考证。不过由此传说，和现在还在流行的若干习俗相印证，却还可以解释得通。

说年兽像恐龙，不免过甚其辞，似乎不喻为恐龙就不能言其大。后文则举宁波乡间的旧俗，如除夕要点灯守岁，或去附近的庙宇坐夜；房门不允许忽关忽开，可能会使灯光忽明忽熄，无异通知“年”有隙可乘等等，来证明年兽传说的确有着广泛的解释力。文中同样提及年关，说是人为造成的威胁。

1939年12月31日的《申报》文章记道：

据说，在四千多年前的时候，世界上有一种物，名叫年。这种动物很大，性喜冷，在每一年的终了，与第二年开始的那一夜，他就要出来吃人；所以，那时候的人，都是存有惧怕之人，并且没有一个方法来制阻他的活动。于是在这时，大家就把他当做一个关，就是现在所说的“年关”；又因为逃过了未被年吃掉的缘故，所以就把第二年的第一天，叫做：“新年”。后来人类渐渐的聪明了，想了一个法子，就是在新年的前夕，大家挂了红色的东西，因为年是最怕红色，所以这一家倘挂了红色的东西，年就不敢近了，于是人类得了较安定的生活。

“四千多年前”云云，不见文献依据，无疑也是捏造的。就好比盘古神话，故事很晚出现，主角盘古却后来居上，被尊为开天辟地神。

自1937年2月16日起，上海的小报《铁报》一连五日在第四版设“年景”专刊，向读者介绍各地年俗，新年气象等。其中首日所刊啼红（本名谢豹）的《年兽》及另一篇署名“春官”的《闲话拜年》短文里，都提及了年兽。后者开篇称：“相传混沌初开，有独角怪兽曰年，每岁出面噬人一次，其时人类只知有昼夜，不知有岁时，逢年出现，则知一岁又除。今人宰牲祀神盖即古人以牲饲年，俾少食人之意，岁首拜年，则互庆未为年食也。”所述较笼统。前者文字古朴，引经据典，学术气息浓郁。但其引文令人生疑：

……世人咸知“年”为一种节序之名称。殊不知另有一说，系指物而言，且为一种极可怖之怪物，其说虽荒诞无稽，类似神话，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可也。据云：“年，古兽名，形似狮，体大，性凶残。以同类为餐，吼声撼山岳，虎豹闻声，莫不慑伏，素穴深山，入腊，气候严寒，同类深匿，无可为餐，乃离山入市，觅人饱腹，遇难幸免，迨除夕闻爆竹声，方惊去。”

兽类有无“年”之一物，意者，古代或有之，亦未可知，至近世动物学辞典中，则已无此物存在。岂亦如“龙”与“麒麟”之类已受天然淘汰欤？古之生物，因不适于环境之生存而绝种者，固不一而足；“贪”、“犹豫”，亦均古兽类，今其字悉作别解，知其本意者反渐少，亦犹今人之但知有年节，不知古有年兽也。

相传，世俗过年，例放爆竹，即系驱年，而贺年之初意，则亲友互相称庆侥幸未为年噬也。

近世年兽虽已绝迹，而年之噬人依旧，债主紧逼，何以卒岁？因而自杀者有之，如此次废历年底惨死之建中银行经理陈恂如，谓为被年所噬，谁曰不宜？索债人之狰狞凶狠，不让古时食人之“年”也。

略事小结，上述版本中，年兽的形貌差异很大，有的抽象有的具体，若说它们有一共同的源头，简直难以置信。不过它们多半与年关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隐约又有共通处。若欲搞清个中奥妙，非寻获源头不可了。此前，翻阅成书于南宋，并屡经扩充的《岁时广记》、清道光年间记吴中风俗的《清嘉录》以及民国时期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娄子匡《新年风俗志》、杨荫深《岁时令节》等书，均未发现年兽相关的片言只字。于是便将目光转向城市小报。等浏览了上百篇相关的文章后，终于有了突破。

1935年2月1日《金刚钻》漱石《说过年》提及：

忆幼尝闻诸父老言，年恶兽也，其形似狮非狮，似狗非狗，专喜夜出食人，画家绘紫微星，柱上所锁之兽，即系此物。以是迷信之人，每有于新岁间悬之中堂，以为禳解者，此一说也。虽不见经传，无从考证，或有为齐东野人之言，然年为恶兽，以迩日之社会观之，颇为近似。盖穷人之视年关，恒有生命危险之虞，其慄慄畏惧，有甚于猛兽当前，几乎不膏其血吻者。是则安得有紫微星其人，为之执缚此兽，或竟扑杀之，以为民除此大患，使人人得安度残冬，相率共游乎熙皞之天耶？

1933年1月17日《金刚钻》海上漱石生《沪壖话旧录·岁时风俗之回忆》：

（掸埃尘）各家于送灶之后，皆须洒扫过年，于是以掸埃尘为第一要务。尽有终岁埃尘厚积，至此日始一扫而空者。屋中埃尘既净，乃俱悬挂字画，出自名人之笔者固多，而俗不可耐之天官、或众神图，亦触目皆是。其有悬紫微星画轴者，画家每绘一石柱，柱上锁一似狗非狗之兽，或云是兽即天狗星，或云是兽名年，常欲食人，紫微星故锁系之，不令至下界肆恶，而使人不逢年患，故过年时悬此最宜。然腹俭如余，殊不知此典出处，且愧无从考证也。

海上漱石生、漱石，为沪上知名作家孙玉声的号。孙氏生于1864年2月1日，浦东人，所著小说《海上繁华梦》与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齐名，记老上海种种风物，足为后人考证之需。《金刚钻》系上海的著名小报，由施济群创办，原为三日刊，后改日刊。出版至抗战前夕，历十馀年，销路与《晶报》相埒。1932年郑逸梅主编《金刚钻》，年近七旬的孙氏以《沪壖话旧录》一稿付之，排日登载，内容无所不包，堪称一部小型百科全书。其中《岁时风俗之回忆》连载50多日，为晚近上海最完备的节令风俗志。

由于给出了新的关键信息，故笔者推断孙玉声幼时的耳食之谈，便是年兽传说的源头。

紫微高照年画，制于辛丑年（1901）春

年兽概念如何成型的呢？一则孙氏口中“俗不可耐”的紫微星画轴，当为传统木版年画。若扩大搜索范围，发现佛山、绵竹、陂北等地都有“紫微高照”、“紫微正照”题材的年画作品，寓意驱邪避凶。其二，近代中国国难深重，民不聊生。底层民众每逢年底收账，常觉年关难过，从民间流传着大量的“年关竹枝词”，亦可窥见一斑。一旦有人将年关概念与传统的紫微星年画里的怪物形象挂上钩，年兽便出笼了。质言之，年兽属于隐喻性认知，其成立取决于两点：一幅特定内容的年画以及年关概念。这两项元素可谓想象的源泉及现实物质基础，二者缺一不可。

自民国肇始，万象更新，年画成为改良对象。转至一九三〇年代，随着石印技术的普及，又兼农村经济破产，传统年画已为新崛起的月份牌画所取代，逐步淡出城市人的日常生活。如学者唐鲁孙在暮年忆及：“在苏浙皖湘鄂赣等地过年，就从来没看见过年画，有之只是英美、南洋几个大卷烟公司，请曼陀聿光几位名家画的美人风景画片而已。”（《老古董·年画琐忆》）与之同龄的嘉定籍的唐大郎也道：“幼小时在乡下过年，总要觅一张郑曼陀画的、衣裳穿得越薄越好看的美女月份牌。”（《闲居集·春灯词》）可见上海近郊木版年画也已淘汰。此种感受应还能举出不少。

孙玉声是新闻界颇具影响的老前辈，他关于年兽的表述一定让读者留有印象，至少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谢豹（1898—？，武进人）、《申报》记者和李一（本名李之华，1911—1955，鄞县人）等媒体人。同时，年画在城市已然消失，后辈们再度提及年兽时，就因缺乏实际经验而忽略了紫微星年画，致使其样貌与天狗脱钩，遂各自发挥想象，衍生出各种新版本。起先年关隐喻尚存，但经过时光的磨折，终于也渐次湮没。

其实多年以前，年兽传说也曾遭受驳难。1973年3月，台湾民俗学家朱介凡撰《“年为怪兽”传说质疑》（《台湾风物》23卷1期），说他自1948年赴台后才听说此传说，起初为其“说法新奇，很留下一番印象”，后因对南北各地礼俗稍加探讨思辨，认为它“不合中原文化传统”，“缺乏民俗学的情味，也缺乏现实生活的渊源”，故呼吁学界抵制。有趣的是，此文附录编者毛一波的按语，引娄子匡《岁时漫谈》里的记载，大致消解了朱的建言。毕竟，少年成名的娄氏不但是顾颉刚口中“研究民俗学同志中最努力的一个人”，渡台后又为彼处民俗学界的巨擘，其表述自带权威气场，不由人不信。于是该传说立稳脚跟，流传至今。

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东西就是合乎理性的。”同样的，年兽传说的产生与传播，还能用如下理论进一步阐释。

首先，宗教民俗学。据哈利孙女士《〈希腊神话〉引言》，“全世界的宗教仪式不出这两种，一是驱除的，一是招纳的”。（周作人译）反映了先民们普遍的趋利避害观念。而除夕驱邪也非中国独有。如弗雷泽在《金枝》“公众驱邪”章提及定期消除邪恶，“一般是一年一次，为的是使人们能够重新开始生活，摆脱他们周围长期积累起来的邪恶影响”，并记“泰国每年赶鬼，在旧历年的最后一天。宫里放信号枪，下一站响应，一站一站地传下去，直到枪声达到城市的外门。这样一来，鬼就一步一步地被赶出去”。正与驱除年兽的说法异曲同工。

其次，信息传播学。近代以前，民间传说多以口耳相传方式传播，随着报章兴起，其传播力提升了何啻千百倍。究其传播过程，则类似于时空维度扩展了的传话游戏。岁月流转，原有信息日益损耗，同时带着传播者的理解或喜好而增添新内容。由于社会制度的变迁，年关一词荡然无存，已使传说失去隐喻基础。又因天狗星环节早已缺失，故年兽的样貌飘忽不定，被随意赋形。之后地理因素也发挥了作用，如在沿海地区，该传说就与当地特定的海啸灾害结合，出现海兽版。而到了山区，年兽的居所又相应变成密林或山洞。此外，波普尔《客观知识》提过“知识进化论”概念，即合理的会留存，过于离奇、复杂的则会被淘汰。则雪人版、两头版年兽最终未能流传，便种因于此。

综上所述，尽管漏洞百出，年兽传说却风头正劲。不仅故事纳入小学课本，其形象还升级换代，改编入时兴的游戏、动漫作品中，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闻乐见。即使年兽概念本不存在，但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所指出的，“当观念通过不同的方式，终于深入到群体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了一系列效果时，和它对抗是徒劳的”。因此，若想消除其影响，亦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