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19年4月，德国腹地小镇魏玛迎来了一所带有实验色彩的建筑及艺术教育学校，创始人兼首任校长沃尔特·格罗皮乌斯以德语“房屋建造”（Bauhous）一词为学校命名，作为现代主义建筑发源地的包豪斯学院就此诞生。

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试图追溯包豪斯校舍的迁徙轨迹，从魏玛到德绍再到柏林，回顾这场已经变得遥远的设计思潮的同时，我们也不可避免与包豪斯所代表的这样一股促进社会更新的美学力量再度交锋，涉入其由涓涓细流到滚滚洪流、最终席卷全球的历程。从伦敦到巴塞罗那，从芝加哥到特拉维夫，甚至是在我们熟悉的上海、北京、香港街头，都能找到其精神内核延续的明证。

外滩滇池路上的中国银行大厦，由时任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教授陆谦受与公和洋行共同设计、建造。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

谈及包豪斯在中国建筑领域的影响，有两个人的名字势必无法跳过：理查德·鲍立克和黄作燊。

鲍立克在1925年于德绍包豪斯学院就读，期间，他曾与自己的老师格奥尔格·穆赫（Georg Muche）共同设计了一座钢结构住宅建筑。两年后，鲍立克正式受雇于第一任校长格罗比乌斯的私人事务所，负责德绍校园学生宿舍的建设工作。1933年，包豪斯学院被迫关闭，鲍立克因受到纳粹指控，不得不离开德国来到上海发展。在初到上海的那几年，他作为沙逊家族旗下时代公司的建筑师，主导了和平饭店和百老汇大厦的室内设计项目。

黄作燊则是格罗比乌斯的第一位中国籍学生。他与格罗比乌斯相识于伦敦，1937年，黄作燊自伦敦建筑学院毕业后，追随格罗比乌斯到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继续深造。1940年，黄作燊回到上海，用两年时间筹建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正式将包豪斯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引入中国。也是在这里，他与鲍立克相遇，有了之后的“大上海都市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同一时期活跃在上海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无论是鲍立克还是黄作燊都没有太多建筑作品得以保全至今。原因或许是因为，两人的大部分精力都倾注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除了培育人才之外，他们在上海留下的最重要的作品便是与多位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教授，包括英籍建筑师白兰特（A. J. Brandt）、旅英多年的香港建筑师陆受谦的等人，以规划设计工作小组形式合作完成的“大上海都市计划”。该计划遵循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原则，从卫星城镇、邻里单位、高架道路等概念出发，为未来50年上海城市发展方向做了布局，然而可惜的是，建筑师们绘下的蓝图碍于国内局势动荡而未能实现。

“中行别业”，旧称中国银行行员宿舍，由陆受谦、黄作燊设计。上观新闻 资料图

坐落于滇池路外滩的中国银行大厦，以及万航渡路上的中国银行行员宿舍，是陆受谦、黄作燊在上海留下的代表性建筑。虽说它们无法像晚十来年落成的同济大学文远楼那样，可以被直接贴上包豪斯风格标签，但两者同样是包豪斯精神漂洋过海来到东方的见证，值得建筑爱好者们专程拜访。

万航渡路上的中国银行行员宿舍占地3公顷，拥有楼房140幢，小区内建有理发室、图书馆、诊疗所、小卖部、老虎灶、运动场所乃至员工子弟小学，设施之齐全、规模之大，在解放前的中国无出其右者。

至于1941年竣工的中国银行大厦，则是外滩万国建筑群之中唯一一栋由中国人自行出资建造，且由中国建筑师主持设计的摩天楼。其建筑外观中出现了大量中国元素，如平缓的四方攒尖顶，绿色琉璃瓦，斗拱装饰的楼檐，檐下凹凸对应的如意云纹，以及石造镂空花窗框，这些都让它在西式风格大厦林立的浦江边异常夺人眼目。女作家陈丹燕曾在文章中称中国银行大厦为“资产阶级的工业中国的梦想”。“很多人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座大厦上，公和洋行与中国建筑师希望它是外滩最高的建筑，时任中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希望它能在英国人的外滩显示中国银行与一切外国银行平起平坐的实力，中国商人希望它象征着中国资本的力量。”

中国银行行员宿舍鸟瞰图

鲍立克在上海呆了整整十六年。1949年，“大上海都市计划”第三稿完稿后呈交陈毅市长，鲍立克回到民主德国，进入国家建筑研究院担任所长，领导柏林城市规划委员会展开战后重建工作。同一年，陆谦受也回到故乡香港执业，以个人建筑事务所的名义继续承接大厦屋邨的设计项目，他的后期代表作品有很多，包括现存的丽池大厦、华仁书院圣依纳爵小堂、 业昌大厦、浅水湾大厦等。至于时任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主任的黄作燊，则在上海解放后继续留校执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建筑系被并入新成立的同济大学建筑系，黄作燊担任系副主任，继续将包豪斯的理论和思想带入教育实践，培养现代建筑人才。

直至1954年，由哈雄文、黄毓麟主持设计的文远楼作为同济大学建筑系教学楼落成，中国才迎来了真正意义以上的包豪斯风格建筑。在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文远楼既是国内最早的包豪斯风格建筑，同时又是唯一的典型。它所使用的建筑手法被与格罗皮乌斯设计的德绍包豪斯校舍存在诸多相似属性，而格罗皮乌斯的主张“建筑的美在于简洁和适用”也体现在这栋教学楼的立面与平面布局中。比如说，文远楼在平面上以走廊为线索，串起了不同功能的教学空间，立面设计则借助于大面积的纵向开窗让室内与室外空间有极衔接，这两点让人联想到德绍包豪斯校舍轻巧透明的走廊和玻璃幕墙，以及功能多样统一的设计原则。

同济大学文远楼

如今的文远楼，依然安静地伫立在同济大学一隅。淡灰色的墙面、老旧的铁窗，草坡上的几棵大树遮住了不对称的门廊，建筑整体给人留下的直观印象不怎么起眼，但如果我们跳过平整无奇的混凝土框架结构，把眼光投向建筑内外的细节装饰，却不难找到更多体现设计师轻巧新颖构思的有趣设计。背阴面门廊上方的弧形雨棚就是一个值得玩味又不容易被发现的例子。

2007年，同济大学迎来百年校庆之际，文远楼的生态改造项目同期启动。这一改造工程由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携同德国伦瑞克工业技术大学节能建筑技术研究所、美国卡耐其梅隆节能技术研究中心合作完成，属于国内首开先河的历史保护建筑生态节能改造案例。为了不破坏文远楼原有的简洁、清新、朴实形态，改造工程特意采用了内墙穿夹袄，而非外墙穿棉衣的方式，对楼宇的保温隔热性能加以提升，同时也令建筑寿命得以延长，焕发新的活力。

参考资料：

《鲍立克在上海：近代中国大都市的战后规划与重建》，侯丽、王宜兵著，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包豪斯道路：历史、遗泽、世界和中国》，杭间、胡恩威主编，山东美术出版社，2010年5月